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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等 | 网络流传研究述略:从本体研究到规范研究(下)

发布时间:2021-05-17 人气:

本文摘要:网络新闻流传研究尚未走出“结构性贫困”【摘 要】互联网无与伦比的渗透力,导致网络流传研究的界限发生庞大的流动性,主题庞杂、难以分类,倒霉于对研究结果举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评价。在综合研究工具、研究取向等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将我国四十年(1978-2018)来的网络流传研究归为本体、使用、现象、实用、规范五个层面,以期更好地掌握脉络、总结得失、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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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闻流传研究尚未走出“结构性贫困”【摘 要】互联网无与伦比的渗透力,导致网络流传研究的界限发生庞大的流动性,主题庞杂、难以分类,倒霉于对研究结果举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评价。在综合研究工具、研究取向等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将我国四十年(1978-2018)来的网络流传研究归为本体、使用、现象、实用、规范五个层面,以期更好地掌握脉络、总结得失、展望未来。

【关键词】网络流传;互联网;研究综述作者:胡泳 陈磊网络流传的实用研究实用研究不只停留于对纪律、特征、机制等的掌握,而是试图使用这些纪律、特征、机制,实现实用性的功利目的,试图为政府、行业、机构等服务。我国的网络流传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履历先容、实践评价。如对西方媒体融合路径的先容、分析,为海内的实践提供借鉴。

二是对策研究,不仅有专门的对策分析,一些本体、使用、现象研究,也经常以对策收尾。相关议题涉及舆论羁系、国家形象构建、传统媒体转型等。舆情监控不仅为各大媒体平台看重,也是是我国网络流传实用研究的重要议题(图片:人民网舆情频道)作为学科扩张自身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实用研究可以作为本体、使用、现象研究的延伸,加深对网络流传的认识。但从已往的情况来看,生长并非尽如人意。

首先,实用研究的劣等做法,是紧跟政治风头,一味做政策图解,丧失学术独立性。陈韬文(2008)对中国大陆的流传学曾经提出严厉的品评,“不少研究是以政府的政策为关注焦点,有些甚至为权力中心的意识作注脚。这种研究往往因当政者的改变而转向,三数年前仍是盛极一时的热门题目,如今已无人问津,正是当中最佳的写照”[1]。

这一品评放在网络流传学上也完全建立,甚至情况愈甚。陈韬文又说:“与政策研究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为业界营运和治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这些陈诉在西方是咨询公司为主顾所作的陈诉,不被列入学术的领域。

”[2]按这个尺度来权衡,许多现有的实用研究也可以剔出学术领域。此外,虽然规模极大,实用研究至今未能挣脱平常而谈、缺乏理论化、观点化指导等通病。

或许在归纳上较有条理,但启发性严重不足。除了少数研究比力有前瞻性外,大部门研究滞后于实践,只是换了新的方式重复已有的有限认识。

而理论、观点指导的缺乏,还致使许多研究从基础上就判断错了偏向。以为传统媒体出谋划策的前言融合研究为例。

2005年以后,前言融合这个观点被较为集中地推介到海内,并很快受到一大批新闻流传研究者的关注和追逐。对于前言融合,存在两种明白方式。一种是将其作为前言演进的一种自然趋势,试图从本体角度生长出一套关于前言演进的理论。

一种是将其作为传统媒体转型生长的实践,试图从实用角度探索可能的举措。要谈后者,就必须对前者有充实的认识和预测。事厥后看,海内的前言融合研究,过多集中在了对策层面,简朴把融合看成一种可能拯救传统媒体的仙丹,不停提出某种融合的战略或计谋,试图饰演业界实践的“智囊”。然而,没等这些举措收效,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演化,就又一次改变了传媒生态,让旧有逻辑失效,致使相关的研究沦为空谈。

2006年是中国电子杂志年,电子杂志被认为是最in的媒体形式,全行业吸收了1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但在2010年,电子杂志平台接连溃败如此问题,在前言融合讨论初期,其实已经有学者意识到,并试图将前言融合研究拉入正轨。关于理论方面的不足,高钢和陈绚(2006)提醒,前言融合理论还没有成形,对其还缺乏适当的归纳综合,更没有建设有说服力的模式[3]。

关于观点方面的不足,宋昭勋(2006)通过追溯该词在新闻流传学中的历史演进,阐释了差别流传语境下该词所表达的6种差别涵义[4]。赵星耀(2011)也指出,前言融合观点指称的多样化,直接导致研究者们在明白和探讨前言融适时面临严重的一名多实的问题,即差别人所说的前言融合代表的实——指称工具是差别的,引发种种条理不高、学术意义不大的无谓争吵[5]。

也因此,实用研究需要以扎实的本体研究等为基础。例如,喻国明(2015)在将互联网明白为高维前言的基础上指出,用“低维”的方式去管“高维”是没有用的。

此前险些所有的前言融合和前言转型,都建设在传统前言生长逻辑的基础上,是对互联网因素的某种粗暴简朴的植入。而面向未来的媒体转型生长的主流模式,应该是与互联网逻辑相吻合的“平台型媒体”[6]。网络流传的规范研究规范研究涉足价值领域。总体而言,网络流传的规范研究有两种取向。

一种是问题导向,重点在于对当前网络信息系统举行评判,发现阻碍互联网成为理想信息系统的因素;一种是治理导向,重点在于提出合理的治理或羁系举措。1.问题导向层面的研究可以说从互联网降生之初,对互联网的忧虑就已经泛起。

在众多探讨中,网络公共领域研究占有重要职位。1999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文版的问世,让公共领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议题。许多学者也开始实验思考网络流传下的公共领域问题。

早期的网络公共领域研究,不少从整体的角度分析网络公共空间的特征,并认识到网络公共领域不仅具备了传统公共领域的诸种功效, 而且还拥有一些新特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随着互联网的不停生长,新的应用不停涌现,学者普遍认识到网络的庞大性和多样性,对公共领域的分析逐渐从作为整体的互联网,下降到详细的应用,如BBS、博客、微博、微信等。不外,只管网络流传为公共领域的构建带来了新的可能,但也遭遇了逆境。

虽然早期的学者对网络的局限性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但网络空间中频现的失范行为,以及自由民主期待的遇冷,让许多学者开始举行越发深刻的反思。这一趋势在2013年之后,很是显着。

例如吴靖(2013)指出,在实然层面,当下中国的网络前言延续甚至强化了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在结构、代表性、来往三个维度都存在危机[7]。赵云泽、韩梦霖(2013)认为,现在许多重大网络公共事件更多凸显的是媒治,而非民治[8]。所有这些特征都使恰当下中国的网络公共空间既充满了活力,又带有争议。也有研究者强调,要从中国特有的语境来认识网络公共领域。

如安珊珊(2013)指出,就中国而言,新媒体技术的影响并非在于公共领域的振兴,或是这一观点的网络适用性磨练,而是如何通过新的信息流传平台,从无到有举行建立的问题——因为中国原有的公共传媒更多地担负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功效,以党的目标政策为导向,并不具备成为西方理论范式中公共领域的可能。而网络流传突破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摒弃了熟人社会以亲疏关系为焦点的互动形态,代之以逾越社会品级的平等相同模式,这意味着公民社会崛起的可能。互联网简直可以强化中国网民的政治到场,只是依然需要更为恒久的研究,才气够回覆其是否有助于提升中国民主化历程。

[9]公共领域之外,网民权利、网络素养、数字鸿沟等问题也被广泛讨论。不少学者对互联网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举行了总结。如胡泳(2015)认为,观照未来互联网将向那边生长,离不开三个突出的主题:一是自由与控制的关系,二是如何建设数字信任,三是数字社会的成熟化一定要求填平数字鸿沟与提高网络素养[10]。

2.治理导向层面的研究治理导向层面,相关探讨主要集中于“互联网治理”这一话题之下。近年该领域渐成热点,探讨的角度很是广泛。有对观点的辨析,也有对实践历程的梳理,有对现状的评估,也有对模式的探讨。例如,在治理历程上,邹军(2017)认为全球互联网治理在履历了小我私家治理到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为焦点的“网络化治理”后,正在迈向“赋权社群”主导的、基于“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全球共治[11]。

王梦瑶、胡泳(2016)认为我国互联网治理进履历了三个阶段:科教兴国与现代化生长(1989-1999)、工业开放与社会治理(2000-2010)、意识形态与国家宁静(2010年至今)[12]。在现状评估上,支振锋(2017)认为,当前,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生长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结构畸形、霸权宰制、法治贫困。

形式上技术社群自发制定规则,实则从基础上受到美国的控制,从而形成国际互联网去中心化掩盖下的权力垄断,一家独大下的森林社会,对国际正义、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极为倒霉。国际社会需要公正的互联网治理法治体系[13]。胡泳(2015)指出,从国家与互联网的关系而言,全球国家业已分为两个阵营:那些坚持要对国民的信息入口实施更多控制的国家,提倡“国家主权模式”;而那些坚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国家,则倾向于政府角色应大幅弱化[14]。在模式探讨上,褚松燕(2015)认为,在新的社会毗连中,政权或政府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点,其原本的焦点权威职位受到打击,政府的责任随着权力的疏散而必须疏散,相应地,每个个体在其中的权利时机和责任份额也因此增加。

因此,互联网治理需要在秩序和自由的张力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实现告竣某种共识的政府、组织和小我私家权责重构[15]。节点化的社会毗连形态使得权力疏散但与实用研究类似,规范研究也存在为权力背书的问题。

一方面,大量研究默认将政府作为治理主体,民众作为治理工具。实际上,正如苗国厚(2014)所言,政府不应仅仅是治理的主体,也是被治理的工具,网民、网络组织不再仅仅是被治理的工具,也是治理的主体。即即是政府治理,也需要审慎思量[16]。正如胡泳(2015)所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规范互联网,而在于怎样规范。

他主张,对网络表达的限制,应该显着低于对传统媒体的限制。理由在于:互联网提出了太多灾以解答的问题,政府未见得有好的解决措施;纵然有,也不见得是最好的。不如更多相信市场的气力,相信互联网会逐渐更清晰地成形。

因此,在治理上应当接纳这样的原则:首先,尽可能使用现有的执法;其次,政府如果犯错误的话,也应该犯规范过少的错误[17]。另一方面,不少研究默认将治理明白为对民众和社会的约束。但实际上,治理也包罗赋权。如胡泳、王俊秀(2011)指出,随着网络的生长,人们日益生活于信息空间之中,信息成为一种与人的自我生存与自我生长密切相关的资源,合理地制造、拥有、流传和使用信息的权利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利形式。

由此,二人提出网络三权:信息接入权、信息会见权和信息公布权[18]。而从质量上看,规范研究的表浅化问题也比力突出。大量研究只是重复人尽皆知的原理,诸如增强法制建设、提高前言素养等等。

实际上,规范研究涉及价值问题,要求研究者对于人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有深刻明白。流传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为相关研究开拓视角,正是因为它展现了隐藏在流传背后的阶级、聚敛等价值问题。而网络流传研究想要进一步生长,就需要挖掘出更多隐藏的、与网络有关的价值问题。

例如,如果我们意识到,知识的毗连方式对人类社会有重要意义,就可以通过考察网络化逻辑如何改变了知识的过滤机制,来评估网络对于人类的影响,进而为建设理想的信息流传情况,增补新的维度:开放知识通道、链接一切、致力于使网络越发智能、教会每一小我私家如何使用网络[19]。网络应当毗连世界,链接一切总结与展望如孙玮(2014)所言,流传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流传与人的关系”,只有直抵流传与人之关系的基础处,才有可能挖掘并出现流传对于人类之无比富厚的意义[20]。本文归纳了网络流传研究的五大主题。这五大主题,其实就是“流传与人的关系”问题在网络流传层面的五个详细展开。

换句话说,想要解答“流传与人的关系”这一终极问题,必须依次回覆这五个主题——不相识作为本体的网络流传技术,就无从科学分析网络流传对于人类的意义(本体研究);不探究人类如何使用这种技术、使用中又发生了何种新流传现象、这些新现象有什么特点和纪律等等,对流传如何作用于人的解读就容易泛起误判或盲区(使用、现象研究);而面临网络流传塑造的新流传情况,人又该如何应对?不思考这个问题,对流传的明白就无法从实然层面提升到应然层面,也就无法全面出现流传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实用研究、规范研究)。而从这五大角度出发,四十年流传研究的结果得失,也变得相对清晰。

或许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只管产出了大量对策性的实用研究和规范研究,但它们并没有建设在扎实的本体、使用、现象研究基础上。例如,早期的不少研究,由于对网络流传技术的明白失之于外貌化、肤浅化,对其潜在可能缺乏预判,导致之后的实用研究和规范研究泛起偏差,随即迅速过时。

不外,网络技术的演进虽然直接推动了研究者对网络流传技术认识的不停加深,使得本体研究后期得以不停完善,但网络情况的庞大性,也在某种水平上增加了使用研究和现象研究的难度。一方面,现象的庞杂,使得研究者忙于不停出新,追踪时刻变化的网络现实,大多数时候只能停留于归纳综合和归纳,而难以生长出真正的流传理论。而旧有路径依赖,更导致为数甚多的研究满足于王建磊(2011)所说的对新媒体的简朴形貌,如流传特点(实时性、互动性、广泛性等)和流传影响(去中心化、高效率、民主提升等)——这些原来就是网络自身的特点,效果每泛起一个新的新媒体形态,它们都市被重复诠释一次[21]。另一方面,流传学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结果,在解释网络时代的新现象上,显着有心无力。

许多时候,我们的研究者面临着现象和问题的富矿,却没有能力挖掘出有价值的结果。例如,想要明白网络流传对人的影响,首先必须搞清楚人可以在哪些方面被网络流传所影响——这就需要在范式上有所洞见;其次还要能确定影响的性质和水平——这就需要在方法上提供创新。虽然盘算流传学、网络民族志等的推广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但未来的研究,仍然亟需方法以致范式层面的突破。

也因此,虽然网络流传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或者说人文社科界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在论文数量上不行不谓繁荣,在研究工具上也不行不谓富厚,但总体而言,结果依然有限。虽然在某些细分领域,取得了一定结果,但对上述五大焦点问题,仍难以组成有力回应。正如张涛甫(2014)所言,许多时候,我们的新闻流传研究劳而无功,生产出大量浅表化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未能形成一种结构性、系统性的解释力,也不能为实践提供前瞻性的启发和引领,是一种“结构性贫困”[22]。

网络新闻流传研究几十年,基本上也尚未走出这种“贫困”。而要走出这种“贫困”,不仅需要引入其他学科的资源,也需要回归流传与人的关系,集中回应重大焦点问题,将网络流传向纵深开掘。

(原载《现代流传》2020年第1期)注释[1] 陈韬文:《中国流传研究的生长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2] 陈韬文:《中国流传研究的生长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3] 高钢、陈绚:《关于媒体融合的几点思索》,《国际新闻界》2006第9期。

[4] 宋昭勋:《媒体融合:新闻流传业界和学界面临的挑战》,《传媒透视》2006年9月号。[5] 赵星耀:《认知前言融合的既有理念和实践》,《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3期。[6] 喻国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前言》,《南方电视学刊》2015年第1期。

[7] 吴靖:《精英控制互联网议程的机理分析——资本裹挟下的网络公共领域“单极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12期。[8] 赵云泽、韩梦霖:《从技术到政治:中国网络公共空间的特性分析》《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1期。[9] 安珊珊:《乌托邦还是恶托邦:对公共领域及其网络实践的批判》,《今世流传》2013年第2期。

[10] 胡泳:《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载《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牛津大学互联网中心著,胡泳等译,电子工业出书社,2015年版,第Ⅷ,Ⅸ页。[11]邹军:《从小我私家治理到全球共治:互联网治理的历史变迁与未来趋势》,《现代流传》2017年第1期。[12]王梦瑶、胡泳:《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历史演变》,《现代流传》2016年第4期。

[13]支振锋:《互联网全球治理的法治之道》,《法制与社会生长》2017年第1期。[14]胡泳:《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载《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牛津大学互联网中心著,胡泳等译,电子工业出书社,2015年版,第Ⅷ页。

[15]褚松燕:《中国互联网治理:秩序、责任与民众到场》,《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期。[16]苗国厚:《互联网治理的历史演进与前瞻》,《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17]胡泳:《互联网与“看法市场”》,《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3期。[18]胡泳、王俊秀:《网络三权》,《向导者》2011年第8期。

[19]胡泳:《知识的繁荣与危机》,《新闻战线》2017年第13期。[20]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流传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21]王建磊:《App:认识新媒体的一个崭新视角》,《新闻记者》2011年第11期。

[22]张涛甫:《新闻流传理论的结构性贫困》,《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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